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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扶贫类慈善组织登记门槛

2017-05-03 08:35:15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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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慈善法,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慈善法明确将扶贫济困定义为公益慈善活动,将开展扶贫济困的社会组织定义为慈善组织,鼓励社会各界为扶贫济困开展慈善捐赠,支持以扶贫济困为宗旨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慈善信托、慈善服务等活动,从志愿服务、信息公开、专业人才培养、购买服务、税收减免、金融服务、表彰制度等方面规定了各项促进措施,并特别强调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历来是扶贫济困的重要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基金会等各类慈善组织积极参与扶贫开发事业,形成了“希望工程”“光彩工程”“母亲水窖”“幸福工程”“集善工程”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项目,动员大量社会资源和大批志愿者参与扶贫开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指出,慈善组织比起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在扶贫活动中主要具有专业性强、可及性好、灵活性大、可持续性高、参与性广的五大优势。为贯彻慈善法,更好地发挥慈善组织在参与精准扶贫中的优势和作用,建议在顶层设计、简化程序、机制创新、社会支持等方面进行推进和完善。

建立社会多元共治

在王名看来,要实现精准扶贫,需要运用系统思维,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实现多元共治。

王名认为,所谓系统思维,就是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转移政府职能、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建立扶贫领域的社会多元共治,把扶贫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相结合,注重扶贫政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统一。”王名同时指出。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体制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支撑体系,政府扶贫职能分解,做到职能任务化、任务项目化、项目招标化,把社会组织接受政府资助、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参与政策制定以及与政府采取一致行动有效结合起来。

明确统一登记体制

王名建议,明确扶贫类慈善组织统一直接登记体制,进一步降低登记注册的门槛,简化程序和手续,让社会力量更多、更容易地进入扶贫慈善领域。

由于慈善法未能明确慈善组织在登记体制上的新旧之分,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行政法规,对各类慈善组织都不同程度保留了双重管理体制。

“鉴于慈善法明确表示国家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建议这种优惠政策要具体落实在扶贫类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上,对于扶贫类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应一律取消双重管理,实行民政部门统一直接登记。”王名说。

“在慈善法的相关配套政策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降低扶贫济困类慈善组织的登记条件和门槛,引导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快速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创投推动基于社区、对象精准、结果可期的慈善组织快速发展;坚持群众参与,社区再造,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促进内源式发展。”王名指出。

建立扶贫信息平台

“机制创新,激励完善,平台引导。”王名提出了这样的思路。

在王名看来,政策方面的引导必不可少:

在公开募捐资格管理、慈善信托备案管理等方面,制定向扶贫类慈善组织倾斜的特殊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扶贫领域。

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充分利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作用,利用国家金融政策支持,将项目、资金、政策向扶贫济困类慈善组织重点倾斜,提升慈善组织及其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

简化程序,积极落实扶贫类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政策,对在扶贫济困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国家表彰。

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平台的作用。

建立扶贫济困需求和服务供给信息平台,为扶贫济困类慈善组织提供指导和帮助,推动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扶贫信息交流服务平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扶贫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推动各种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的有效对接,提高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扶贫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

王名建议,在每年的社会扶贫日建立社会组织参与扶贫论坛,倡导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减贫。

鼓励社会创新扶贫

“精准扶贫需要提升慈善组织的能力,需要社会的支持。”王名说。

一方面,通过培训、培育、公益创投等方式推动扶贫济困类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鼓励社会创新扶贫模式。

在农村社区注重发挥社区、社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四社”联动,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以扶贫济困为核心的慈善活动中。加强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骨干作用,发挥社会工作助人自助方式方法,运用社区社会组织独特优势,动员农业合作社、农村电商等经济类组织积极参与扶贫服务。同时,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宣传活动,普及扶贫和慈善知识,传播扶贫慈善文化。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考核机制,来提升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

建立政府职能部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社会组织扶贫监督与评估机制。建立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将支持慈善组织参与扶贫工作纳入各级扶贫部门年度考核,提升各地政府支持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管理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科学、透明的社会扶贫监测评估机制,鼓励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扶贫第三方监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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