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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在闽南方言中，意为爱人。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我们对爱情、婚姻的永恒向往，却是这个城市中有一群人难以触及的奢侈。
他们，曾经是安土重迁的农民，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走入城市；他们，已成为建设上海不可缺失的一分子，却也是一群漂泊在城市的边缘人———爱情，如何在城乡夹缝中寻觅？婚姻，如何在距离困阻中维系？
一个人的牵手，随着春节团圆之时的临近，更应成为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
寻找爱情
“爱，是恋爱的爱；琼，是琼瑶的琼。”易爱琼这样解释她的名字。然而，这个爱看琼瑶言情小说的25岁江西女子还从未谈过恋爱。
牵手有多难？经济条件不允许、工作繁忙没时间、流动性大不稳定，走访的20名外来务工人员列出这三大障碍。此外还有交际圈小、女性群体要求偏高等因素。记者通过走访发 现，90%来沪务工人员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21%超过12小时；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的占55%，低于1000元的占20%；寄住在上海亲友家中的占40%，住临时工棚的占20%。外出打工已4年的易爱琼说：“我自己工作不稳定，又没积蓄，怎么有理由要求对方？”
脱离简单的数字，这重重困阻，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显现。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处于婚恋黄金期的青年所占比重最大。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曹道云介绍，该区10多个工业园区有数万名外来务工者，大多数年龄都在35岁以下。可他们要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却是极困难的事。
要过年了，20岁的建筑工人彭家彪总算能回家看看家乡的女友，“去年8月我还特地请假两天回去看她。”来自安徽凤台的小彭留着一头长卷发，工棚里的师傅们都打趣称他“帅哥”，还起哄说：“小帅哥和他‘老婆’感情可好了，每天都要聊电话。”但提到婚姻，小彭开始沉默，“现在每顿吃三块五的盒饭，只想多攒点钱，然后可能回老家结婚吧……”
在华东师范大学一家小店当售货员的小吴已有男友，但在老家。“分在两地两年，习惯了。宿舍里放着他的照片，想他时就拿出来看看。”
在家乡找一个，而后聚少离多地恋爱，是外来务工人员生活中常有的经历。从安徽来的建筑工人小吴今年26岁，尚无女友，一和他聊起终身大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乡托人介绍。建筑工人盛佳更是把打工赚的钱都寄回老家，在老家盖了栋两层的楼，只待媒人上门。而在外来务工人员集聚数百万之多的上海，寻找爱情就这么难吗？
前不久的一个周日，在长寿路街道组织的一次青年交友活动中，记者认识了25岁的广西小伙阿杰和阿威。看得出，他俩对活动很感兴趣，目不转睛地看着参加活动的姑娘，每当目光与对方交汇，又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较为健谈的阿杰告诉记者，他们两年前一起来上海闯荡，在一家私营企业当仓库管理员，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那个她。
可上哪儿找呢？两个小伙都很泄气。阿杰月收入1200元，白天上班，晚上在夜校学英语和计算机，双休日还会去书店转转。自认上进的他几番去婚姻介绍所登记，却总被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说“条件太差”。果然，每次登记后都石沉大海。女同事善意提醒：有房有车、月薪五千才是理想的恋爱对象。“难道在城市里，没有金钱就没有爱情吗？”阿杰很沮丧。
相隔千里
“习惯了，成家和不成家没什么区别。”又到车间工尹用富回家的时候了。来自荆州的他今年36岁，在外打工已18年。其间回乡见父母介绍的对象，处了没几天，就带着她出门打工。一年多后回乡办酒，将妻留在家中，只在春节回家一趟。
牵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维系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与家乡的纽带。走访的20名外来务工人员中，13人已婚，其中一人的爱人是打工时的同事，还有一人是由熟人介绍嫁给了上海人，剩余11人的另一半都在老家结识。
今年元旦，46岁的保姆肖阿姨特意买了张火车票回安徽淮南老家。“出来打工6年，钱是赚到了，帮儿子娶媳妇的房也盖了，就是我们老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差。”肖阿姨叹了口气，“聚少离多嘛，也难怪……”
肖阿姨初到上海时，丈夫老吴就在家里安了电话，两口子每周至少通一次电话。以往每年春节，肖阿姨的雇主都会把客房借给她和老吴团圆两周。可去年春节，两人因为老吴把雇主家的电饭煲弄坏而争吵，一发不可收拾。肖阿姨埋怨老吴没本事赚钱，还嘲笑他的西装像旧货市场买的，而老吴的反击也深深刺伤了她：“不顾家，不本分，忘记自己也是乡下人。”从此将近一年不联络，终于架不住儿子媳妇三番五次催促，新年回家团聚。“总还是一家人，我也希望能和好。”肖阿姨说，她很清楚长期分居不是办法，但何时回乡，“很难决定”。
外出打工，一去就是十年八载；相隔千里，或电话联络，或每年团聚一两回。建筑工人老胡结婚十余年，在沪打工也10年了。在上海，一间24平方米屋内7张床之一的单人床，就是这个35岁黄山汉子全部的生活空间。工作服、安全帽，黑乎乎的白手套和一双沾满泥土的回力鞋杂乱堆在床底下。“每天我都给老家的妻子、儿子打个电话，没什么事，就是听听他们的声音。有时累得趴在床上，特别想家，可再想也不能让他们来，来了没地方住，旅店太贵了。”
丈夫留守家乡江西上饶的柳女士在杨浦汽车配件城打工，她的宿舍桌上，最显眼的是儿子的照片。8岁的男孩双手插袋，笑得很灿烂。“大家都说儿子长得像我，可他明显跟我老公亲。”
来自安徽的建筑工人老吴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爷爷。47岁的他与妻子结婚26年，两地分居足足20年。“什么爱情啊，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东西。和老婆在上海过日子？我想都没想过。”
在一起
相对幸福的牵手，也有。走访的13名已婚外来务工人员中，有7人都与他们的另一半同在这个城市。
然而，这样的在一起，却有一种“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味道。
比如从江苏一个县城来沪务工5年的刘阿姨。她和丈夫分地段收废品，熬了两年才有经济实力搬到一起，住进一间仅10平方米的闸北老房。为了纪念，两口子努力为一家新开业的婚纱摄影店介绍生意，换得一张20寸的免费彩照。那是她第一次穿上洁白的婚纱，“孩子说妈妈就像明星一样”。
比如来自安徽的武师傅。在餐馆端菜的他和妻子一直住在一起，但却是寄宿上海亲戚家，6个人挤在25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亲戚很好，不收我们住宿费。虽然像宿舍，悄悄话也说不得，但我觉得已经比很多同乡幸运了。至少，我和老婆天天能见面。”
又如安庆的小云。她和丈夫同在上海打工4年，可分居两处也已近4年。丈夫是装修工人，从无周末，每天工作十多小时，往返太累，而且还得耗路费，所以他们一周只见一次。“只要他打个电话，就算骑两小时自行车，我也去。他在哪装修，我们就睡哪；冬天在地上铺层被子，也很暖和。”3个月前，夫妻俩把即将读小学的女儿从老家接来，才真正地住到一起。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小阁楼里，上楼得爬数层仅容一人过的木梯，几乎得踮着脚尖爬，因为每层梯都窄到只能搁着前脚掌。天花板是用厚纸铺的，不能炒菜沾油天天得吃水煮菜，但小云始终面带微笑，她说他们一家“很幸福，很幸福”。
“现在农村离婚率也高了。我们从来不吵架，因为这么难得在一起。”小云说。
记者手记
民事无小事
性，这个话题多少有些难于启齿。然而，要讨论“一个人的牵手”，这是不可逾越也是更深层更突出的矛盾。
2007年第8期的《中国性科学》杂志，刊登了据称是国内首份农民工性报告的《外来民工性调查》。这份浙江发布的首份农民工性报告指出：800名调查对象中16.1%一年以上没有团聚，有23.9%的外地农民工有性压抑。
那个他或她，看不见摸不着。长期的性压抑，加上身在异乡的漂泊感和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如何排解？如何释怀？
2002年，一个名叫谭福军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争看成都某商场办的“内衣秀”，爬上工地的脚手架而不慎摔伤；此后，残废的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
2004年，数十名正在一家录像厅内看黄碟的外来务工人员突遇警方检查，慌不择路，20余人跌进化粪池。两具尸体捞起后，一人双手抱肩蜷缩，另一人双手上举，保持着挣扎上爬的姿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夏国美指出：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些问题，除了心理疏通，还应设法让他们夫妻团圆或给他们介绍对象。也就是说，让牵手真正变成两个人的牵手。
所幸的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日益引起关注。如今，在欠薪、居住之外，原本被忽略的婚恋状况也进入了公众视野，这是社会人文关怀的结果。目前，有关方面已开始争当“民工红娘”。广州工会红娘协会5年来举办多次大型联谊活动，并为外来女职工举办速配联谊；两个月前，宁波梁祝文化公园举办“爱在鄞州”大型交友活动，主角即在鄞州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去年七夕，易爱琼还参加了普陀区工业园区组织的大型相亲活动。曹道云说，这个新年，区民政局计划在新曹杨工业园区试点开设外来务工人员婚恋指导室，聘请专家进驻园区答疑解惑，并将借助这一平台组织更多交友活动，帮助这些上海的建设者在这个城市更好地生活。
民事无小事。一个城市的和谐，有时只需一个小小的决定，就能折射出整个民生大环境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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