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人口相对集中，地域分布不平衡，其北部人烟稀少。因此，全国各地所面对的经济及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这对瑞典的社会工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例如，就失业问题而言，虽然与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较，瑞典的总失业率较低——约仅占劳动力的1.5％，但是瑞典某些局部地区的失业率要高于这些国家。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时期，这些地区的失业率更高。在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小社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社会失业率问题，瑞典非常重视社会工作，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5％花费在福利开支上。   

　　在瑞典，市政社会福利事业机关雇佣了大多数专业社会工作者。这些社会工作者主要集中在个人与家庭护理领域。但是，在1989年，瑞典的社会福利总开支（4290亿克郎，约等于700亿美元）中仅约2％投人在个人与家庭护理领域的社会工作上。其中还包括社会援助开支及社会工作者的薪水。在瑞典，个人经济状况调查计划以及大众福利计划两项目的主要内容是负责调查、处理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以确定是否给予其补助，如失业救济。不过，这两个项目的重要性前者比后者小。这种社会工作现实状况与瑞典发达的大众福利制度很不相适应。实际上，瑞典应把重点放在个人经济状况调查援助计划上。目前，瑞典已经在逐渐建构高福利制度并朝福利国家方向发展，但由此导致了其经济的停滞，也使自己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高税收国家。   

 

一、历史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瑞典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一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在1870年，大约还有70％的人口依靠农业和捕鱼来维持生计。到1970年，全国却仅有7％的人口从事农业和渔业工作，40％之多的人口集中在采矿业和商品生产等经济部门工作。1990年，从事农业和其他辅助性工作的人口下降到3％，商业、服务业迅速增长。瑞典逐步迈入“后工业化”社会。   

　　迅速扩张的社会服务部门开拓了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并促进了妇女的就业。在西方国家中，瑞典的妇女就业率最高。1988年，工作年龄阶段的瑞典妇女有80％多进人了劳动力市场（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妇女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低于60％）。妇女高比例的就业，为更多的妇女从事儿童与老人护理等类似的职业创造了条件。  

　　外国移民数量的不断增长给瑞典的社会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直到90年代，瑞典基本上还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但由于外国移民的增长，在外国出生移居到瑞典的居民数量已占人口比率的10％还多。虽然这种转变过程相当平稳，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瑞典人不能容忍外国移民群体，其原因可能在于外国移民给瑞典的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瑞典一直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典范”。之所以称之为“典范”，在于他有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并快速而稳定地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总体上看，这种社会大转变是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其社会工作扩张的主要原动力。当然，其他工业国家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并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过，瑞典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瑞典处理社会问题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工作方式比较独特。

瑞典社会政策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1913年引人了普遍性的养老金制度，并不断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从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救济制度，基本上满足了老年公民的社会援助需求。瑞典社会工作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1903年组建了社会仲裁中央理事会（CSA），或者称为社会工作中央协会。依据俄尔逊的解释，这个协会是由那些缺乏交流社会工作想法与经验的女性博爱主义者开办的（瑞典妇女直到1921年才被承认有选举权）。社会工作中央协会（CSA）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禁酒持强硬态度。同时，这个协会还成为许多有影响力的组织的主要缔造者。比如，协会的董事会成员积极参与组建瑞典穷人救济联合会，在各个自治市（区）创立了不同的联合分会。1913年，组成了社会福利全国委员会。在1909年前后，社会工作中央协会还积极参与组织规划第一个社会工作教育课程，并开始建立第一所社会工作学校，1921年在斯德哥尔摩开始办学。由于社会工作中央协会（CSA）在各方面的努力都相当成功，其社会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后来，政府接管了该协会的工作，交由劳工组织等其他一些社会力量来规划、制定社会政策。1932年，劳工组织承担了这方面的政府职能。在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期间（1932－1976年，1982－1991年间），劳工组织主持了大部分社会福利措施的制定工作。劳工组织的领导人希亚尔马·布兰丁（Hjalrnar Brantlug）对这些社会福利措施的制定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消灭贫困的行动可能解决了像嗜酒这样的社会问题。1982年，瑞典颁布执行了一项新的社会福利服务法案。由于在下面将详细地介绍该法案的内容，在此不赘述。   

 

二、趋势

1、人口结构趋势

在瑞典860万居民中，处在高龄阶段的人口有很高的比例。65岁及65岁以上年龄的居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18％，并有10％的居民年龄处在55岁到64岁之间（瑞典统计，1997）。瑞典大部分人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一到这个岁数，就开始领取养老金。目前，65岁的人口大约有150万，到2025年，这个数目有望增大到180万。增长幅度最大的人口将发生在那些高龄老人中间。那些85岁及85岁以上的老人，至2025年，人数将从1990年的34万增长到48．3万。据预测，瑞典人口总数将大致保持不变。另外，年轻人的数量将会继续减少。与以前相比，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降低.

 

2、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趋势

社会工作发展趋势大都与经济衰退有关。经济衰退将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从而给社会工作提出严峻的考验。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出现。因为全国劳工委员会可能利用他下属的职业介绍所（而不是通过地方社会福利机构）处理失业问题。经济衰退对社会工作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他将导致社会福利开支的削减或抑制其进一步的扩张。由于瑞典保守主义势力上升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影响的趋势将得到加强。由于老年人数量在不断增长，但为他们提供护理所需的资金在不断减少，不少人担心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能否同时增长。瑞典希望成为欧共体市场的成员，这将进一步抑制其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加人欧盟必然使瑞典的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事业向欧盟的标准方向发展。  

瑞典社会对于酗酒存有很大偏见。这种成见并不是由于瑞典人消费了大量酒精饮料的影响所致。实际上，据统计，在经合组织35个国家里，瑞典酒类消费量排在第27位。像肝硬化等与饮酒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也较低，远远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等葡萄酒生产国。但是，酗酒现象还是随处可见。约10％的酒类消费者消费了全国总体酒类消费量的大部分。

瑞典强调不得酗酒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是一个传统的强烈禁酒国家。禁酒组织的成员在瑞典国会里总是占据多数席位，这也就是为什么自1913年来，瑞典有强制性治疗酗酒的法律规定的原因。现在这种法律扩大到了包括对麻醉药物成痛者进行强制治疗，虽然他们只是瑞典滥用药物者中的一小部分。据统计有几十万酗酒者，其中有5万到10万有严重的嗜酒问题人员，并有约5万人正与地方社会服务组织打交道，接受强制治疗。顽固性的吸毒成瘤者的数目估计约1．5万人。   

在瑞典酗酒被认为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在1983年瑞典开办的一个四个自治市（区）的社会工作者及当地政治人物的现场学习交流会上得到了明显的证明。在会上有人问起他们哪一类社会问题最重大，一半的政治人物及半数的社会工作者都分别提到酗酒和失业两个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估计在其顾客中，约有三分之一有酗酒问题。

三、社舍工作角色与功能     

1、不同社会服务体系里的社会工作  

瑞典社会福利体系几乎都是公共产品。该体系提供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服务。因此，瑞典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很多方面与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差异。由于养老金、儿童补助及疾病与双亲社会保险是一些普及性的社会工作计划，瑞典社会工作者根少做从经济上资助老年人和贫困家庭的社会工作。为老年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和为儿童提供白天看护服务也是普及性的，由地方社区提供，而没有习惯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参与。   

瑞典受过教育培训的社会工作者主要分布在两个部门体系。60％到70％在地方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约15％在医疗系统。其余的社会工作者主要从事人事管理（公共的或私人的）、教养院的社会服务以及家庭服务与儿童指导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工作角色是由法律制度系统范围里所规定的应执行的任务来决定。这种角色最大的特征就是机构官僚化。   

在这种背景内，从理论工作到普遍性的帮助和支持贫穷群体的整个社会工作方法与策略都有所不同。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如个案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以及家庭治疗社会工作大部分都适用于非法定的机构和医疗部门。比如家庭服务与儿童指导机构。要了解瑞典的社会工作角色与功能，首先必须了解与社会工作功能相关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工作系统即地方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和医疗系统。   

2、地方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1982年制定的社会福利事业法案为市政社会福利事业提供了发展方向。这个法案废除了先前的三个法案——公共援助法案、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案以及禁酒法案。由于缺少更详细的资料，在此不再阐述1982年法案跟与这三个更早一些的法案的差异了。新的法案是一种目标导向性的结构框架法律。其制定者认为，对地方社会福利当局来说，通过与顾客（接受社会福利服务者）进行磋商可以更容易决定社会福利服务的种类和内容。这种方法就是预先确定所要达到的目标。新法案进一步促进了职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在委员会推荐讨论法案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一点。法案的目标表述如下：公共社会福利体系必将在民主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由此希望促进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由于适当考虑到个人以及其他人对其自身社会角色所应负的责任，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将以释放和发展个人及群体内在的潜能为目标。社会服务活动以尊重个人自决权以及尊重个人隐私权为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社会工作。地方社会福利事业体系是一种较大的市政机构体系。这种市政机构由一个由地方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并有好几千员工。

瑞典社会福利事业最大的功能就是为老年人提供普遍性的社会福利服务，为儿童提供白天看护设施（家庭助手、福利院、托儿所、专门疗养院等等）。这些社会福利事业预算占了机构预算开支75％。在这个领域，受过教育培训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担当行政管理人员，其作用还比较弱。大部分社会工作者都在个人与家庭护理部门工作。在该部门，社会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社会援助的形式为那些在普遍性社会福利安全保障措施体系下得不到救助的人提供经济上的救济。普遍性社会福利安全保障部门也处理儿童福利项目，并与那些滥用药物者打交道。社会工作者可能也在较小的范围程度上参与到“结构性导向工作项目”中，主要是社区工作以及一部分社区规划工作。   

虽然现行法律与先前的三个法案有所不同，但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群体以及社会工作方法大约和以前相同。现行法律更加强调社会控制。要了解这种环境中的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与功能，可能最好的方式是巧妙地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特有的背景以及其所应用的社会工作方法。  

3、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及社会工作方法   

经济来源不足是所有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存在的一个问题。超过90％的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需要社会经济援助。但这种援助大多数是暂时性的。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是没有孩子的单身男人或单身女人。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的构成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普遍性的社会政策措施对有完整家庭的人来说似乎是足够了，但对那些有孩子或是没有孩子的单身者而言就不足了。   

差不多一半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是29岁或更年轻的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失业。因为瑞典失业保险是与工会相衔接的。那些还没有进人到劳动力市场的人得不到失业保险的支助。因此，他们需要社会经济援助。人们可能将以这些群体为工作对象的社会工作描述成“启动性的” 工作。不管个体性导向还是群体性导向的社会工作方法都将在此得到使用。其目标是使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尽可能快地找到工作。这些社会工作案例中的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一种结合个案社会工作和融合经纪人与律师业两者特性的社会工作。但是对绝大多数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来说，这些措施主要是行政管理性的。   

地方社会福利机构里的三分之一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是有心理社会问题的个人和家庭（滥饮酒类及滥用药物、精神病问题等）。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具有多种问题的家庭。社会工作者在处理这些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的过程中加强了他们的社会控制功能。虽然，社会福利事业法案强调志愿参与，并强调尊重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的自决权及个人人格的完整。但是，该法案在酗酒和吸毒方面做了一些补充性的立法，也做了一些有关儿童与青少年方面的补充性法律规定。这些，都是一些可以被认可的强迫性的措施，体现了社会控制功能。   

与饮酒问题有关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大都属于较低社会阶层。其中，一些人有着严重的嗜酒问题。他们年龄一般都比其他类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群体大，大部分都是单身男人，许多人离过婚。对于这一类群体，给予较多的照顾护理比治疗更为重要。为他们提供的这类社会服务，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化方式。在这种方式里，社会工作者不仅担当了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还担当了控制者的角色，并可能根据一种在违背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意愿情况下的法定程序，使其进人疗养院进行治疗。不过，大多数酗酒者都是在自愿基础上，通过上述程序进人特别的专门机构，主要是慈善机构里得到治疗。

麻醉药物成瘾者也是一些较年轻的人。他们有些时候还参与到一些犯罪活动中。如果他们年龄低于18岁，则可能受儿童与青少年强制性法律的支配。酗酒者所接受的强制性治疗主要由地方社会福利机关之外的机构来提供。社会工作者必须对那些有危险倾向的小孩子的家庭给予重大关注。在处理这类家庭问题上，瑞典的社会工作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工作有相类似之处。一般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就对其有危险倾向的孩子实施看护照顾和安置措施。有些时候可以不用取得其父母的首肯。给予这类家庭以类似于“家庭疗法” 的心理上的和其他类型的帮助同样也很重要。帮助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孩子与其父母的隔离。也就是说，为了在整个安置治疗期间保持孩子与其亲生父母之间的接触。在儿童福利方面，社会工作者主要的任务是提供咨询指导、心理治疗以及物质等方面的帮助，并提供除地方机关以外的补充性的资金及各类服务等资源供应。这是构成社会控制功能的一个重要成分。   

在地方社会福利服务体系里职业社会工作方法并不怎么重要。仅通过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与一名社会工作者的联系是不可能解决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的问题的。得到其他各种资源也是很必要的。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社会工作者必须与其他服务体系连接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各种工作。   

由于社会工作者与所有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群体打交道，并处理他们的各种问题，所以，直到最近，他们的角色具有普遍性特征。但是，人们经常根据社会福利中所出现的问题及社会专业化划分。因此，现在社会工作者很多都专门研究社会援助、滥用药物、或是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等专业知识技能。不过，另外，根据不同的社会工作方法而提供的专业化社会服务在这些社会福利事业机构里还从没有作为一个议题被提出。  

4、社区工作   

在瑞典，整个20世纪70年代，社区工作日益成为受大众欢迎的一种工作方式。根据全国健康与福利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社区计划项目的数量在1971年是7个，到1976年增长到了114个。这种增长反映了当时更为激进的思想。有一些项目是改造旧城区区域内住宅区，或是改善郊区穷人的生活及维修其日益损坏的住宅。而其他的一些项目是与年轻群体有关，主要是防止他们出现犯罪行为。   

在那个充满激进精神的年代里，社会工作者想培训提高旧城区的居民的自觉意识，并想动员他们进行变革。这些努力遭到了地方官员的反对。其他的一些社会服务项目有的还处在创立之中，有的进展碰到了重大的困难。国会准备制定一个新的社会福利事业法案，以加强当选官员在社区活动中的决定作用。这里所提到的社会服务项目不是指已谈到的社区工作，而是指能采取不同形式的“结构性的工作项目”。例如参与社区规划（这已成为社会福利事业体系一项必须做的工作），并参与到地方社区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自1982年法案颁布实施以来，在社区工作领域基本上没有什么举动。规划建设新住宅或对现有住宅进行改造的计划项目也已转让给了公共住宅公司和建筑师去做。随着改善和提高地方社区公共社会福利事业目标的实现，社区工作也就变得越来越与他的目标导向相一致了。虽然，这种目标并不总是为了照顾支持大多数弱势群体。

5、健康与医疗保健护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瑞典医疗系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组织结构上，从原来主要是医院保健护理到集中于基础性（最初）保健护理进行改组。地方医疗保健中心的数量大为增加。这些中心现在可以接受全国各个地区的病人。1983年，实施了一项新的健康与医疗法案。像社会福利事业之类法案，主要建立在一种整体性的观点基础上，并着重强调健康保健与预防。健康方面的危险，包括那些与家庭、工作、经济状况等相关的不利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健康问题，都应当在早期阶段被注意到。社会工作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熟练掌握医疗部门社会工作的专门知识与技术。

医疗服务体系杜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随着部门的不同而有较大变化。在医院保健护理方面（医疗社会工作的传统领域），社会工作者要做的是一些更为专业化的工作。作为医疗组织的一部分，他们有助于全面诊断评估病人的情况。为了实现提高病人的社会性功能作用的目标，社会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在病危病人的护理方面他们大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要与病人打交道，还要与其家庭打交道。   

因为许多病人都在开放式的基础性保健护理系统里得到治疗，医院保健护理主要转向治疗那些严重病人，以及那些有复杂的慢性疾病的人员。这种情况以后可能会变得更为明显。因此，社会工作者主要集中在个案社会工作、给病人提供帮助以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等方面。   

在一些雇佣了社会工作者的基础性保健护理中心，社会工作者在医疗小组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大多在康复工作方面担当协调人。社会工作者提供对病人的社会性诊断评估，并参与治疗过程。而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就需要在社区范围里取得与其亲戚及其他机构的联系。就像其他大部分国家一样，瑞典的精神病治疗保健护理还没有制度化。也即提供这种治疗服务的部门还役有具有公共机构性质。精神病治疗医院正迅速减少、消失，分散的开放式保健护理小组提供大部分的精神病治疗护理服务。在精神病治疗小组中，社会工作者占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治疗服务，需要与其他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及其他慈善机构进行合作。

因为社会工作者也直接参与了精神病治疗护理服务，所以，在那些公开面向不同职业群体的受官方认可的精神疗法教育范围内，许多社会工作者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培训而成为采用精神疗法的医生。那些完成了学位课程毕业的学生可以拿到精神病治疗医生的执照，并允许独立开业。但是，作为社会工作者，在瑞典是得不到批准独立开业的。   

瑞典医疗系统重点强调疾病的预防。这就要求医疗系统全体员工更为积极地参与这项工作，并去尽可能早地确认社会风险状况。因此，在医院里的社会工作者，既承担了在开放式保健护理系统里的工作，又从事教学和管理其他社会服务集团的人事工作。这种教育职能，既是一种管理性的职位，对医疗系统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工作角色。   

6、社会工作教育培训   

1921年，第一所社会工作学校在斯德哥尔摩开办时，其目标是培训那些在自治市（区）及地方公共福利机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员。最初，由地方官员处理贫困的问题、儿童照顾护理及酗酒之类的社会问题。后来，自治市（区）的扩大，既需要更多的人员来处理这类一般性实际事务，又要做好登录账目及经营管理这种层次较高的专业工作。无疑，随着市区面积的扩展，对于处理上述问题所要求的专业化程度也提高了。  

那些为处理这种工作而招募进来的人员大多缺乏正规教育，这就要求他们进人大学接受培训。他们也可以进人社会工作学校学习，或进人那种在开始被称作“学会” 的机构学习。直到1964年，社会工作教育才成为国家政府部门的一种责任，其教育水准也才可以跟那些大学相比。随后1977年的改革将一些社会工作院校开始融人到综合性大学体系。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教学科目开始开设起来。四所社会工作院校整合成为大学的院系，组织社会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并许可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培养计划。

现在，在哥特伯格大学（GoteboW）、伦得（Lund）大学、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大学以及乌米亚（Umea）大学都各建立了一个社会工作系。像奥内勃罗（Obro）学院及奥斯特逊得（Ostersund）学院这样的一些规模较小的社会工作院校没有整合到大学体系中去。斯德哥尔摩的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院校跟教会有关系。据一些院校提供的资料表明，每年进人社会工作专业学位培养计划的学生总数约500到600人。这些培养计划的学习时间为3.5年。其中包括两个学期在街区领域为有危险倾向的小孩提供安置措施等社会工作服务实践。 学生们完成了这些学习要求并通过考试，就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socionomer）（合格的职业社会工作者）。   

在某种程度上，大部分院校都开设了心理社会治疗专业再教育培养计划以及结构性社会工作专业。这些通常都是一年制的教学课程。但也提供更短的或更长的学制时间的教学课程计划。其中有一些是与地方社会福利事业服务机关体系合作开设的。这些院校为那些已从基础性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计划毕业而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开设了更长学制的教学课程。  

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引人的研究计划及博士学位培养计划，将对那些较大的社会福利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一些慈善组织，在招募从业人员及合格的社会工作研究人员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1990年以来，在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数量在不断稳定增长。

四、社会工作的挑战及重大问题

1、挑战及回应

瑞典非常关心失业问题。局外人似乎非常奇怪这种关心，因为瑞典的失业程度很少上升超过占劳动力3％的水平。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但是，由于强大的劳工运动，保证充分就业的思想就成为国家政策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在1932年到1991年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台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种充分就业思想。到1991年，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接受了这种思想。尽管这样，但瑞典仍没有普遍性的失业保险。上面曾提到过，能收到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人必须是属于某一个工会的成员。那些工会组织外的人员要得到社会救济金就得通过另外一个体系所提供的救济金。但这种救济金相当少，并且接受者还得曾经工作过一定时间才具有资格领取。这样，当工会组织外的人员失业的时候，他们只有通过普遍性社会福利政策项目的社会安全保障措施这种渠道才能得到社会救济。这些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要么没有资格接受任何社会救济，要么仅能领取数额相当低的救济金。

那么，为什么瑞典没有普遍性的失业保险呢？原因在于：第一，工会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特权而去管理失业保险基金。管理这种保险基金需要招募许多员工，并要保证有相当数量较高层次水平的员工。第二，瑞典人有极强的职业道德观念。独立谋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并且这种价值观念认为与其给予现金救济，还不如让其就业。“工作福利制（享受社会福利者必须从事某种公益工作或接受培训）” 就是被当作一种防止一些人成为转嫁给公共福利机构的依赖者的一种方法，福利机关过于慷慨和失业者太容易得到失业救济的做法似乎与上述观点不协调。  

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瑞典缺少普遍性失业保险，没有这种保险的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取得足够资格获取社会救济的年轻人）就会转向社会福利机构寻求经济帮助。根据社会福利事业法案第三部分规定：“市政当局应尽最大的责任保证那些居住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援助。”   

在某种学术意义上讲，一些公共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并不是失业者。对于归类为失业的人员，就是说这个人不仅要具备现在没有工作这个条件，还要具备他得去寻找工作这个条件。对于有些归为失业一类的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失业” 这个词类应当理解力“无工作动机的失业” 或“无能力工作”。社会工作者可能会把他们送到职业介绍所。但职业介绍所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把他们送回到社会福利机关，因为这些人看起来需要社会康复治疗服务。从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来看，如果他或她不能找到工作，通过社会工作是不可能使一个人康复的。同样，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精神功能状况不佳的话，他也不可能找得到工作。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同样的窘境出现在住宅市场上：一个人没有工作，就找不到住房，没有住房，他就得不到一份工作。

那么，社会工作者除了提供社会援助救济金给这些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外，还能帮他们什么呢？迄今为止，他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希望在社会福利机关、劳动部门以及社会福利安全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开创形式更好的合作，以图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些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表与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聚拢来一起商讨怎样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些部门之间合作为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开办一些寻找工作者小组或其他种类的计划。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类计划没有解决为这些人开创更多的工作机会的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使政府部门更清楚地意识到失业问题对他们的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的伤害性影响。这不是一种口头上支持代表个体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利益的问题，而是要用文件形式来证实这种情况，做出法定性的明文条目来保障这些人的利益。特别是保障那些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的利益。   

2、社会工作重大问题  

现在，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影响了瑞典社会工作的发展。一个是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源日益减少，一个是社会福利工作组织机构的变革。在过去的整个十年里，公共部门的预算连续削减。在社会福利领域，削减预算给社会福利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带来重大打击，而巨大的社会保险体系只受到轻微的影响。像儿童补贴及双亲保险这样一些计划项目甚至有所扩张和改进。   

在这些年里，社会福利系统经过连续整顿以使其更有效率，讨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上述两个重大问题的方案办法。保守党和自由党则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服务私有化一直争论不休，而社会民主党赞同在公共机构系统进行变革。因为直到1991年，社会民主党都还在台上执掌国家大权，所以社会福利体系大多还是公共国有的，但带有市场机制的福利机构数量已有了一些增长。   

在医疗服务体系里引人市场机制的情况特别明显。在这个部门已经开始了权力下放。医院部门及基础性保健护理单位都已自负盈亏。同时，在医疗服务体系里引人了一种“买卖” 机制。这种机制意味着部门之间需要为对方提供服务时，得通过购买途径获得，但是用的却是政府资金。一些医院的社会工作部门也被囊括进了这种运营机制之内。这样做的一个结条就是社会工作者可能不得不登广告宣传他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项目，雇佣自己部门的员工，支付自己部门的开支。虽然政府不允许这些机构获取利润，但盈余额可以用来为职员支付受教育培训的费用，或是用来进一步降低社会工作服务的价格。   

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对地方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的社会工作者的业绩进行评估，是值得鼓励开展的一件工作。在许多社区引人了微机系统，用来进行后续工作研究及各种评估。权力下放以及融合各个不同的市政机关和团体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意味着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体系正被分割成各种小型部门机构，并同其他社会福利机关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小型部门大多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工作者或是仅有一个社会工作者负责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权力下放和融合可能会导致削弱社会工作职业功能以及丧失社会工作所具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五、未来发展方向   

瑞典政府正处在一种转变中。社会民主党在得到多年的对其执政的强大的政治性支持后，在1991年，终被保守党——自由党联合组阁的政府所取代。这种变革除反映了选民中存在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外，还反映了民众对于宗教价值观念的取向日益增长，并还反映了一些投票人的民意倾向。因为社会正变得如此日新月异，所以我们很难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至少可以料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政策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发放社会救济金也将不会那么慷慨大方。同时还有更多的经过个人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救济提供给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公共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体系的传统服务对象，这样做将会给那些服务对象添上一种可耻性的心理骆印。

社会服务体系的私有化无疑是新政府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私有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其实施方式。最终，变革的结果可能导致人们无法平等得到社会服务，从而整体上促使社会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同时，在未来社会里，大部分的弱势群体可能不得不自己承受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瑞典加人了欧洲共同体市场，就像在未来几年里将预期发生的情况那样，瑞典会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那样承受一种较高水平的失业。此外，因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对酒类征税比瑞典更低，所以令人担心的是瑞典对于酒精类饮料的征税政策调整到欧共体的标准的做法，将会导致酒精类饮料消费量较大幅度的上升，并因此而造成更多的酒精中毒患者。

在经济繁荣期间规划设计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法案，却到了经济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的时候来实行。在它开始实施的阶段，要真正做到法案所表述的程度看来是愈来愈困难。因此，创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修订这个法案。

法案将会发生怎样的修改还不确定，但新的法案肯定将更不那么慷慨大方。经过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对于市政当局来说，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获得社会援助的“权利” 问题将不再是一个急迫解决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将面临怎样改组。全国健康与福利委员会所发布的一份最近的报告就个人与家庭照顾护理服务项目的目前形式的合理性提出了质询。已经过讨论磋商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是把全部或部分社会援助计划项目移交给地方社会保险机构承办，把其他的一些政府的社会工作责任一一如咨询指导,社会帮助以及信息供给等业务移交给社会福利事业体系以外的机构去处理。   

这些措施的实施，同大幅度削减预算开支的组织结构上的变革一道，将导致社会工作福利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及种类的缩减。在此难以—一述及这类问题，并评价其结果。我们也无法预测政府将保留什么社会控制功能。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瑞典社会工作不久将面临最重大的考验。